从“彼此契合”到“互相成就”——“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解释学、法政策学层面的努力已然无法推动制度的改进。

凡此种种，积非成是，相互借用，须予澄清。合宪推定只表达民主，并不对国会意图有明显要求。

参见黄卉：《合宪性解释的思考》，载《中国法学》2014.1。二是思理层折，非所习惯之难。第三，合宪推定是一种宪法解释克制规则，另有剔除（reading down）制定法、禁止咨询意见及政治问题。宪法回避与符合宪法的解释的不同之处有三：其一，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一为防止越权，一为寻求意义统一。

合宪推定又称合宪假定、有效假定，英文为Presumption of constitutionality和presumption of validity，最早由韩大元教授于2003年引入我国，[29]柳建龙博士对其属性及在美国的渊源另有详论[30]，其他学者对其在我国的发展源流作出了简要论述。如果解释为制定法授权允许，将会引起严重的宪法问题，意味着国会侵犯人身自由，法院选择国会意图是不予授权，避免宪法问题。而一国的宪法之所以被看作法中之法，其用意也在于宪法是先于和高于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法。

理论问题大抵没有中外之分。宪法意识就是从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这个思想出发的。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机构。民告官，即使胜诉了，其所受的各种形式的打击报复有甚于败诉者的，甚至更为悲惨。

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无任何限制。有的是要使临近的几个共同体联合起来，置之于一个新的政府之下，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即是一例。

所有这类观点是传统的官本位、大国家思想的反映，从民主宪政的原理来看，是极其错误的。现在需要研究的宪法理论问题是我国四十年来为什么换了四部宪法？ 我国每一部宪法都自称是新宪法或最好的宪法或人民的宪法。这个观点可以拿来补充和修正毛泽东们所无法了解的宪法原理。宪法的精义不在于法律条文上的规定，就法论法总有局限性，总不能究其根源。

国家就是人民：小我与大我不分，公私不分，权力和权利不分，治者与被治者不分，结果是没有分权，没有对权力的限制，从实质而不是从形式上看，也就没有宪政可言，更不用说一次新的开始了。所谓特色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现在是土地可以有偿转让，结果是集体和国家争夺转让所得的有偿收入。战后的宪法（包括不成文宪法在内）一般都确认一条现代意义的宪法法则：绝对权力不应该存在，权力平衡应该保持，权力的合法性必须立足于大众的民意之上。

有的是由于君主政体解体从而要开始实行民主政体，1918年的奥匈、捷克斯洛伐克宪法、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就是如此。有的是由于政变，泰国宪法就曾五易其主。

除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是重新开始的任务之外，这四部宪法都是一个党派所取得的成果的记录和意志的表现。只有美国宪法称得上是世界第一部名符其实的成文宪法。

这种法学思想是从人民主权思想中引申出来的。恰恰相反，1982年宪法所宣示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它又新在哪里、好在哪里呢？主张修改宪法的理论根据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深入探讨实际存在的力量对比之前，先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更换四部宪法，其动力究竟是什么？正象一位青年学者所提的那样：该是我们思考重构宪法文化的时候了。二战后的意大利宪法第三条明文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代表机关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行使之。●宪法是治国之法，治官之法。一个国家机关可以事前审查书报刊物的出版自由。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1】 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既然一切（包括合法与不合法）是由权力来决定的，而且已有了权，还需要用法来为之保障么？因此，针对权力的先定性与腐化性、侵略性，人们就用宪法与行政法来约束它、管制它，使之分别由不同主体行使并置于人民监督之下，这才是我们重新开始要做的。但一个城市在一夜之间所起草的《暂行规程》可以全面限制游行、示威的自由。

而且这种权力本身不需要法律保护即可存在并发挥作用。由此引申出来，又说行政诉讼法不是控权法而应该是保障行政权合法行使的法。

这句话在我们这里经常被视为经典论断而被普遍地援引、注释于教科书之中。●我们需要党的领导，但宪法毕竟不是党章。这是我们思考修改宪法的根本出发点。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

有人说宪法也要保障合法权力，这种面似全面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有一部高于法律法规的《宪法》，而英国（还有新西兰和以色列）这一最早出现民主宪政的国家反而没有呢？通过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宪法的由来问题便被提出来了。

政治宣言是革命成果的记录，它不是限制权力的法中立法。它的出现不但在时间上先于，而且在地位上高于美国的联邦政府。

1689年的《权利法案》是不是宪法呢？它的确规定了别国宪法中所存在的最重要部分――限制王权，保障某些民权的条款。控制政府无疑要依靠人民，但经验教导吾人：人类必须有其他的防备方法。

结果把商品经济演变成官倒经济便成为不可避免的或难以避免的事实。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着手研究修宪之前，我们首先要突破斯大林的宪法观。再次要反对有权就有一切的法律虚无主义。

有人好援引列宁的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列宁从未说过取得政权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

在文化模式上，它不能是最高的，充其量是一种完成任务的必要手段，因此，须受这些目的、职能和任务的制约，或受人民的监督，或者受其内部分权的牵制。正因为政府是由人来治人的内外设置，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方面：首先是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治者，其次就要求政府控制其自身了。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不是强调防止暴政、苛政对人民的迫害。